历史上的中国在欧洲各国的人们心中是个神秘的国度，文明、富足，而且有着许多神奇的动植物。由于东西方各国之间山高路远，陆路交通经常受到各种阻碍，所以交流不多。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新航线的开辟，各个大洲之间的相对孤立状态被打破，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为了经济和贸易，人们对未知世界开始的探索造就了地理大发现，而地理大发现也形成了世界动植物大发现。尽管当时中国闭关锁国，但是传说中中国国内的各种珍稀动植物还是让西方各国的探险家趋之若鹜，纷纷采取不同途径来到中国进行探访、采集和引种。
1844年，中法签订《黄埔条约》，法国取得在五口通商口岸传教和建设教堂的权利，逐渐取代葡萄牙成为在华传教的保护国；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使得法国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和建设教堂的权利。其中《天津条约》对传教士在中国护照发放做出规定，所有国家天主教传教士来华都需要向法国人申请进入中国内地护照，传教士在华行走如遇困难也多向法国求援。因此，法国在事实上形成对其他几个国家天主教传教士的保护权。
而《北京条约》在签订时就有些特殊了。1860年，北京教区穆利主教（Joseph-Martial Mouly，1807-1868年，中文名字孟振生）参加了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翻译和文件起草人。穆利是圣文森特·德·保罗（St. Vincent de Paul）创立的传教部的成员，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文森特教徒。26岁时，他离开法国来到中国，在那里他的责任持续不断的增加。到1836年，他成为了中国北方法国文森特派的上级。
1842年，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蒙古使徒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五年后，圣座（教皇）在这项任务中增加了北京教区（北京）的宗座署理。最后，在1856年，当这个教区被废除并分为三个宗座代牧区时，穆利成为北直隶的第一位代牧，居住在北京。在他的一生中，他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另一方面，他在中国天主教会的扩展和组织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法《北京条约》于1860年10月25日签订时，中法双方商定以法文本为标准文本，其中第六款原文是“按照1846年3月20日道光大皇帝发的上谕凡在禁教中被没收之基督教徒的宗教和慈善事业，均应通过法国驻华公使发还业主，中国政府应将它们连同其他附属建筑一并交给法国公使”。穆利在条约中文本上将上面文字译为“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
随即，他又擅自添加了一句原法文本上没有的关键性文字，即“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购买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
中国中西部和西南地区，是一片之前没有被西方植物采集者来过的处女地。《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法国向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横断山脉腹地派遣传教士，修建了大量教堂，许多法国传教士在传教之余都喜欢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然后寄回法国，这里的动植物种群异常丰富多彩，不少神秘的动植物相继被他们发现，并被带到世人面前，使得西方学者认识到一个物种极其丰富的中国西南地区，吸引其他植物、动物猎人前仆后继来此探险。
而深入这些地区的植物、动物猎人首先落脚的地方一般就是这些教堂。传教士基本上都会对前来探险的外国人员热情地、毫无差别地提供各种帮助，像食宿、安全、通讯，寻找合适的向导、采集员、搬运工以及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如何安全将标本运走等一系列问题，是许多植物、动物猎人成功在这些地区采集的重要保障和跳板。有了这些教堂和传教士的帮助，西方探险家在中国内地探险的深度和广度更广泛了，于是，“中国植物猎取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在1860-1900年，驻扎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在西藏东南地区、四川西南地区和云南西北地区采集了大量标本送往巴黎等地，向世界揭示了这些地区植物群落鲜为人知的极端丰富性。因为中国的植物极其丰富，加上中国当时基本没人对植物进行研究，许多植物种属都是新发现，非常容易获得不凡的学术成就，由此甚至引发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植物论文战争——在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英格兰邱园以及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支持下，双方都非常热衷于在发现的数量和质量上超越对方。
这导致西方派遣了一批又一批探险家进入中国收集植物，由此进入了正式专业性的采集时期，以至于现今大量中国植物的拉丁学名都是由西方人命名的，而原始的植物模式标本至今也保存在西方各国的博物馆中。西方科学家对中国动植物的采集大获全胜，因此中国被西方科学家誉为“生物学家收集标本的福地，博物学家畅游考察的天堂，是生物学的奇异之地，是寻求动植物的理想之地”。
在许多植物猎人中，法国传教士绝对是个独特的存在，他们不在乎功名利禄，在中国西南地区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默默耕耘，不求回报。也许是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很多法国传教士都有一个爱好，喜欢采集植物标本。然后将标本寄回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一些科研机构，用于科学研究。与其他几个国家，尤其英国的植物猎人不同，英国植物猎人的采集大多数都用在商业引种，大多数都是由一些政府植物园、贵族、苗木公司派遣，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来到中国，结交的都是当地政府官员和上流社会，派头大，阵势足，各地都不敢小觑，也因此采集成果斐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比英国职业植物猎人早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显然没有他们的派头，也与博物学家、植物猎人、探险家的形象不符。他们平易近人，普遍消瘦、贫穷，穿着破旧的长衫，主要跟穷人打交道，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很难有政府官员、权贵接待他们。尽管他们在植物采集成果方面成果斐然，或者说他们是中国植物采集、发现的开拓者，此后许多英国职业植物猎人正是根据他们的采集成果按图索骥，前来采集、引种中国珍稀植物。许多法国传教士的采集活动更像是一种业余爱好，主要采集植物标本用于科研，不像英国植物猎人那样目的明确，主要采集种子，对植物进行商业引种。法国传教士在世界园林中缺少自己引种的植物，所以他们在国际上基本都声名不显。在所有的法国传教士中，只有阿尔芒·戴维神父在国际博物学上享誉世界。
法国博物学家让-皮埃尔-阿尔芒·戴维（Père Jean-Pierre-Armand David，1826年9月7日-1900年11月10日，也有翻译成戴维德、大卫）神父，中文名字“谭卫道”，是法国教会专门培养的自然科学家，是19世纪享誉世界的动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是第一位到中国西南青藏高原边缘山区采集的博物学者，第一位系统探索远东地区的西方植物学家。
戴维在中国生活的10年（1862-1870年、1872-1874年）中，在中国内地进行了三次伟大的动植物探索、采集之旅，足迹遍及中国各地，获得了许多当时国际学术界未知的动植物标本和活体，像麋鹿、大熊猫、川金丝猴、珙桐等一批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动植物都是由他首先发现，并进行科学的描述和命名而介绍到国外的，因此轰动整个欧洲，是早期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动植物探险开拓者。同时，戴维率先在中国建成第一座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百鸟堂”，传播博物学知识。对后来法国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士的博物学采集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法国传教士和科学家们共同构成了创造近代法国博物学知识的内外协作团队。
1826年9月7日，阿尔芒·戴维出生于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大西洋地区北昂市附近的一个名叫艾斯佩莱特（Espelette）的小镇。父亲多米尼克（Fructueux Dominique Génie David，1787-1856年）是一位医生和庄园主，养育了三个男孩，他非常热衷于医学和生物研究。戴维自幼深受父亲感染，喜欢亲近大自然和各式各样的动植物。戴维12岁时，他被送到离家不远的拉来索尔（Laressore）修道院当世俗的寄宿学生。在这里，除了人文科学之外，还要学习大量自然科学以及多国语言。
中学毕业后，戴维进入巴约拉大修道院继续学习。1846年戴维加入法国遣使会（Congrégationde la Mission），希望投身海外传教事业。同年11月，他作为优秀学生来到培养神职人员的巴黎天主教遣使会圣拉扎尔修道院学习。1850年11月5日，身在巴黎的戴维向教会提出愿到遥远的东方去传教，尤其想到中国。教会发现戴维热爱自然科学，于是便把他派到了意大利利古里亚的萨沃纳神学院学习、教授自然科学。
萨沃纳神学院是专门培养对自然特别有兴趣的年轻人。1851年6月，戴维晋升为副助祭。26岁时，戴维在日记中写道：“我始终梦想着去中国传教，12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努力修行成为一名神甫。而且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天起，26年来我一直希望到那个天堂的王国、蒙古或者类似的地方去学习新的语言和文化。”他的上司安慰他道：“实现梦想需要等待。”1853年3月，戴维在萨沃纳晋铎。
在萨沃纳，为了方便学习，戴维着手建立各种科学收藏，加强技术方面的业务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动植物标本制作师和研究助手。在教学、学习之余，他经常在地中海沿岸，或在阿尔卑斯山脉的丘陵间攀登，和学生一起采集制作动植物标本。在萨沃纳，戴维还练就了弹无虚发的枪法和用口哨声就可以诱捕鸟类、哺乳类动物的绝活。后来，在以他制作和汇集的标本基础上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展示他从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山麓地区采集的各种标本。在26岁到36岁的十年间，戴维一直在萨沃纳教学、培训，使戴维成为一位功底扎实的博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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